“垃圾奏折”让雍正爆粗口

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前后，极少数亲信官员开始按康熙的意图向他递交奏折，这种方式从此成了清朝上下沟通的重要手段。然而由于奏折水平参差不齐，甚至充斥大量废话，让皇帝不胜其烦。可清朝重视祖宗家法，既然规矩定下来了，就只能互玩文字游戏。

雍正登基后将此制度全面放开，每天都要亲自阅读数万字的奏折，还要进行大量回复，将意见落实下去，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。

那么，一个官员一年究竟给皇帝奏报几次合适呢？雍正曾在给宁夏官员的朱批中给出明确答案：遇到应该呈报的事，一个月内上奏几次都行；如果没啥可呈报的，几年不上奏也没啥。

皇帝虽这么说，可大臣不会这么做，时不时还得在皇帝面前刷一下存在感。于是，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二月，云南总兵在奏报里说：“之前陛下恩准我每年密奏两次，现派人送奏折一次。”雍正颇不耐烦地说：“并没限定你必须如此，有事多奏，无事少奏！”

尽管雍正不断申饬，还是挡不住“垃圾奏折”的涌入，这项工作成了臣子们的套路，没事就递奏折，说废话、献殷勤、扯闲篇。雍正一见这类奏折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陕西旱情严重，按传统地方官员一律斋戒祈雨，西安将军常色礼却在斋戒之日吃祭肉，被大家当作笑话传到雍正这里，他破口大骂：“尔想尔是什么东西……原系巧诈巨奸不体面之奴才也。”觉得没骂过瘾，又在常色礼的奏折上朱批：“竟不知自己行为之非是也，可惜朕教诲之心。不如畜生！现在世上未有！”

在左都御史尹泰的几份奏折上，雍正骂人到了难堪、低俗的地步，“尹泰，尔以前干什么来着，该死的老畜生！”“放老狗屁！”

类似的批示还有很多，可见当时官场人浮于事的现象有多严重。也正因有这么多无用的奏折，雍正终其一生都在劳累中度过，成为清朝独一无二的勤奋皇帝。

文/赵立波